作者：叶立群程义伟
武斌，著名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员。曾经担任过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沈阳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辽宁省文联副主席等。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研究员、黑河学院远东研究院客座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出版著作数十种，主要有《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世纪中国：光荣与梦想》《故宫学与沈阳故宫》《丝绸之路全史》《丝绸之路史话》《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和《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等。其中《丝绸之路全史》入选年度30本中国好书。
作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著名专家，武斌对于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做过长期考察与系统研究。参观辽宁省博物馆“又见大唐”展过程中，武斌有感于佛教对于唐代艺术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当场向观展者畅谈了唐代佛教文化。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关于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武斌介绍，东汉明帝时期的“永平求法”的传说，多被人提及。汉明帝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于是就派人到大月氏写取佛经，带回中国，从此汉地有了佛教。现在洛阳著名的白马寺及“白马驮经”的故事，即与此相关。
佛教真正得到大的传播与发展，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武斌介绍，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魏后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很成熟了。这一时期，对于中国佛教发展贡献和影响最大的有道安、慧远，还有几乎同一时期的鸠摩罗什。
佛教从外来的宗教演变成中国本土的宗教，是在唐代。武斌说，唐代统一、富庶，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的文化环境，宗教领域同样是开放的。佛教具备了自我更新和独立发展的条件。唐代佛教的发展、演变与独立，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唐代佛教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对佛经的翻译上。武斌认为，佛教的传播，一个主要的方面是对佛经的翻译。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作为国家文化事业的佛经翻译工作，在唐代已经基本完成了。从后秦时代开始，翻译佛经就成为了国家的文化事业，专门成立机构，有人主译。到了唐代，唐玄奘取经归来，唐太宗就成立了译经院，大规模地翻译佛经。唐代翻译佛经，最后要由宰相定稿。大规模的译经，在唐代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玄奘取经归来后；二是武则天、唐玄宗时代。中国的佛经，一共翻译了六千卷，其中有一半是唐代翻译的。同时，因为唐代对宗教的理解比以前更深入，也对一些佛经进行了重译、校订。
第二个特点，中国佛教在唐代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八大宗派：天台宗、三论宗、禅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唯识宗、密宗。其中天台宗，因其发祥于浙江天台山而得名。其它七大宗派，均产生于当时的长安。中国僧人没有完全因循汉译印度佛典的思想传统，而是有选择地继承、阐发了他们心目中的佛法了义，形成了不同的宗派。武斌认为，八大宗派在唐代的形成，意味着佛教到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人的理解，以宗派的形式表现出他们的追求和制度。这时的中国佛教，是经中国人理解、改造后而形成的制度性的佛教。
第三个特点，佛教在唐代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长安城内到处都是寺庙，规模都很大。唐诗中在寺庙中写的，写寺庙的，写与僧人交游的，内容很多。在各种庙会上，有很多僧人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百姓讲解佛经。在唐代，佛教已经深入人们日常生活，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第四个特点，在唐代，佛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是以其为中心形成了综合的文化群落。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带来了印度的医药学、天文学等。与佛教有关的音乐、绘画艺术，都非常发达。
武斌强调，佛教在唐代完成了落地生根的过程，由一种外国的宗教，转变成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
本文作者程义伟（右）叶立群（左）与武斌先生合影
武斌近期出版的部分著作：
文章作者简介
叶立群，辽宁绥中人，文化学者，评论家。多年来致力于地域文化、文学和艺术理论研究。已出版著作《当代辽西的文学世界》《地域文化视域下的辽宁现代作家创作》《张成思美术创作研究》《晚清寓华传教士的跨文化传播》等多部。在《小说评论》《名作欣赏》《中国艺术报》等国内重点报刊发表文化随笔、文学评论、艺术评论等近百篇。
程义伟，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现任辽宁社会科学院美术研究中心主任。辽宁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沈阳书画院签约画家。曾著《沈阳当代美术史》《辽宁当代美术史》《韦尔申油画创作研究》《辽海文化镜像——辽宁当代文学美术研究》《辽宁文化艺术形态与精神重构——以宋惠民、韦尔申、白国文为例》《周卫油画创作研究》《黑土画魂——白国文的艺术与人生》《李连志艺术创作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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