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故宫文物南迁、西迁，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在这段历史中，究竟经历了哪些磨难？郑欣淼倡导开展的“故宫学”又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在一场名为“故宫博物院与故宫学”的讲座中，章宏伟讲述了其中的原委。本文选自《思享者：我在北师大听讲座》，系年10月22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专家讲座”转录文字节选及相关论文整理而成，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思享者：我在北师大听讲座》，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9月版。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被占，平津震动，华北告急。北平危在旦夕，高等学校部署南迁。鉴于日军侵略者气焰方炽，一旦入侵华北，故宫文物就有在战火中被毁或被劫的危险。为确保文物安全，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故宫博物院选择院藏文物中的精品，迁往异地储藏。
文物南迁的准备工作，一是选择文物精品，二是做好装箱工作。这次装箱，可以说装了故宫文物大部分精华。
年1月，山海关落入日军手中，平津危在旦夕。故宫博物院决定从1月31日开始，将已经装箱的文物分批南迁。消息传出，一时间舆论哗然。一些人认为：古物在兵临城下之际运出北平，势必会动摇人心，引起社会不安，呼吁政府应以保卫国土为重，以安定民心为重，停止古物南迁，不应对敌处处采取妥协退让态度，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绝不宜轻易他迁，以免散失。
1月23日，北平市自治区各公所及商会在中南海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通电反对故宫古物南迁，在民众集会上公开表示要以武力阻止南迁古物，誓与国宝共存亡。一些故宫职员也收到了恐吓信，并有人宣称要在铁路沿线埋炸弹，以阻止文物南迁。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当时曾给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拍过这么一封电报：“（平津卫戍总司令）于学忠转来各团体反对古物南迁函电，举座大哗。似此情形，倘地方政府不积极负保护之责，物品一出宫门，即恐发生意外。至个人危险，早置之度外。手枪、炸弹、恐吓信件，日必数起。”
这时，政府发表了对南迁一事的态度，劝慰民众：故宫文物是国家数千年的文化结晶，毁一件就少一件。人民留在北京可以协助政府抵御日寇，文物留在北平只有被掠夺和毁灭的可能。国亡还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将永无补救！
北京故宫博物院。
故宫文物南迁，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从2月6日凌晨起运第一批古物，分5批共运出箱64包（另有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和国子监的文物箱8包8件）。这些南下文物，先存上海，再运到南京，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7月29日，北平陷落。8月13日开始大举进攻上海，南京岌岌可危。
为了保护这批国宝，南京政府命令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立即将古物分批西迁到大后方。三路西迁，具体的过程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能说是古物有灵，炸不到，摔不碎，经常是文物前脚刚走，日寇的飞机轰炸就跟着来了；载运文物的车辆也曾翻下桥去，如果车里装的是瓷器之类怕碎的东西也就完了，装的是档案图书之类的纸制品，并不怕摔，车子虽是翻到河里，这里却没有水，而且桥不高，箱子受的震动不大，也没有什么损坏。总之，文物有惊无险，安然无恙。这批文物从年11月开始西迁，到年6月全部东归南京，在后方整整过了10年。故宫文物南迁、西迁，文物没有大的损失，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
年，蒋介石国民党败局已定，故宫博物院在京理事开会决定将南迁存京的文物挑选运往台湾。从年12月22日到年1月29日，共有三批文物运台，总计箱，约占年故宫南迁文物的22%，大都是南迁文物中的精华。年11月在台北市士林外双溪建成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
未及运走的文物留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批文物的绝大部分从年起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辗转了十几年的国宝又终于回到了它们原来的家。
藏宝之府与“故宫学”研究的发端
故宫文物南迁及南迁文物运台已为人们所熟知。不少人以为，当年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都南迁了，而其中的精品又都运到了台湾。这自然是个误解。南迁古物，当时决定尽量挑选精品，事实上未能完全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故宫博物院入藏了国家拨交、个人捐献和收购征集的24万余件文物，其中多有国宝级精品。
故宫博物院是个藏宝之府，现对社会公布可移动文物数量达件（套），有陶瓷器、货币、玉石器、甲骨、青铜器、封泥玺印、玻璃器、刻石文物、雕塑、碑帖、书法文物、绘画文物、敦煌与吐鲁番文物、宗教文物、漆器、珐琅器、织绣与服饰、金银器、铜锡铅器、竹木牙角器、匏器、工艺盆景、笔墨纸砚、成扇、卤簿仪仗、乐器、武备文物、科学仪器、钟表、医药器具、戏曲文物、照明用具、日用杂品、娱乐用具、近代交通与通信用具、图书、书板、图样、舆图、档案文书等。
故宫博物院已经出版《故宫博物院文物精品全集》60卷，现在又在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估计将达卷，全是精美图录。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去翻阅。今天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一本小书，但很有分量，就是郑欣淼先生著的《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该书不仅对两岸故宫博物院藏品的数量、类型、品质提供了翔实的数据资料，而且对故宫文物的来源、构成、流播也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分析，最后还从故宫学的角度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故宫只有一个，故宫博物院却有两个（沈阳故宫博物院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过去对藏品的整体整理、研究不够，尤其是宣传不够，致使一般人不明白内里的真相。该书对故宫文物的聚合、流散和回归做了清晰的叙述，厘清了两座故宫博物院皇家旧藏的来龙去脉与现状，全面论述了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来源、构成、流播、现状、分类、数量及相关史实。该书文字虽然不多，却有巨大的容量，分述两岸两院藏品的动态，把两院藏品分为12个类别，清点比较各自的来龙去脉、各自的特点特色，多少有无，将同源分流、庞大繁杂的故宫文物梳理得清清楚楚。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的85%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的92%均来自原清宫旧藏，这正是两岸故宫博物院同名的根源；北京故宫博物院在藏品总量上远远多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且文物精品从总体上也远远多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并非像有些人以为的“文物南迁已经把北京故宫博物院搬空了”；在类型上，虽然北京故宫博物院更为丰富，但两岸故宫博物院的藏品都涵盖了我国古代各种艺术瑰宝，同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作者并未计较两座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孰胜，而是把故宫博物院作为一种整体文化来看待，客观地把本属于故宫文物却由于上述原因而分别庋藏于两处博物院的藏品一并加以整理介绍，以求这份文化遗产首先在故宫学的理论框架内进行介绍和探讨。
《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
郑先生的《天府永藏》不是一般的资料梳理，不是公布文物的清点账目，而是研究型的文化整理，是清理文物的研究，其意义远超出文物藏品清点的范围。该著作明显的特点有三：
一是客观、准确。全书以大量第一手材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建立起一个故宫、两个故宫博物院根根脉脉、根脉相连的文物文化谱系；资料的索取与考证翔实，结构完整、严谨，文字精练，数字准确，必将深化人们对故宫的价值、意义及地位的认知。
二是大历史大文化的文物视野。全书用一半的篇幅对两岸故宫博物院的藏品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分类论述和比较。除传统的书画、陶瓷、玉器、青铜器等外，更重视发掘更具宫廷特色的宫廷类、宗教类、建筑类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如宫廷类文物，就梳理出帝后玺印、卤簿仪仗、宫廷服饰、科学仪器、戏曲、医药、地毯等16类。
故宫珍宝选，珐琅器，故宫博物院藏。
三是体现作者本人首倡的“故宫学”研究的整体性。虽然主体是可移动文物，但始终置于与不可移动之紫禁城的关系、与宫廷历史文化艺术的关系的框架之中，即置于以“故宫学”为标志的故宫文化整理与研究的整体中。因此，该书不仅为读者清晰地解析了故宫藏宝，更能从历史文化艺术的视角，而不是从所谓藏宝的视角引导人们看待最引人注目的故宫珍藏，从而真正理解“国宝”对于国家、民族、人民及对于世界的意义。
最后，作者对故宫及其藏品的价值从历史、科学、艺术等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当代人对故宫及其藏品作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的典守职责，提出通过各方携手开展包括对紫禁城建筑、文物典藏、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故宫博物院历史等的系统研究，对以故宫为代表，以皇帝、皇权、皇宫为核心的皇家文化的系统研究建立故宫学，并希望把故宫学统筹和推动故宫及其藏品的管理、科研、交流、展示、弘扬等工作上升到一个新的更加自觉的高度。
故宫珍宝选，书法（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不单单是一座皇家宫殿，也不单单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
年，溥仪刚被逐出紫禁城，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的李煜瀛在商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时，就明确提出要“多延揽学者专家，为学术公开张本”，后又提出故宫博物院“学术之发展，当与北平各文化机关协力进行”。由于五四运动的原因，北京大学已成为当时全社会在思想与新学科研究方面的先导，在点查清宫物品及后来故宫博物院的业务建设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力最大。当时参加故宫工作并从事研究的学者有马衡、刘半农、钱玄同、陈垣、孟森、容庚、沈兼士、沈尹默等。
故宫博物院匾额（年李煜瀛版）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主要精力用于清点、整理清宫藏品，包括文物、档案、图书，同时注重向社会公布，出版公布文物、文献档案资料。年开始出版《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为学术研究的需要，年又成立了书画、陶瓷、铜器、美术品、图书、史料、戏曲乐器、宗教经像法器、建筑物保存设计等10个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分特约及通信两种，除本院人员，还聘请社会上颇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从研究人员的阵容上，可见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一开始起点就较高，并且具有开放性、社会性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故宫博物院有了稳定的发展环境，各项工作全面展开，引进了唐兰、徐邦达、罗福颐、孙瀛洲等一批名家。“文化大革命”之前，故宫博物院按照博物馆的基本要求，从自身实际出发，主要是进行基础性的建设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迎来了新的时期，充满活力，成绩骄人。故宫博物院以其特殊的地位、气势恢宏的建筑和典藏的百万珍宝闻名，在图书出版方面开风气之先，最早与港台地区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等合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出版了《紫禁城宫殿》《国宝》《清代宫廷生活》等有广泛影响的画册。
故宫是学术的故宫，故宫学人薪火相传，特别是年以后，老专家、新学人的学术论著不断推出。故宫博物院的学者，在清史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研究、古陶瓷研究、金石考古研究、工艺研究、宫廷图书文献研究、古建筑研究、故宫博物院历史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果。
“故宫学”提出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累积已久的相关研究成果。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立足于对故宫及故宫博物院的认识和定位、对故宫学术研究的现状以及80余年来故宫研究历史的调查与考察，形成了故宫学的思路。他认为，故宫与故宫博物院密切相关，对故宫价值认识的程度影响着对故宫博物院内涵的理解与功能定位。通过对文物认识的深化、对古建筑的重视、对宫廷历史文化的挖掘、对无形文化遗产传承等四个方面的探讨，我们认识到故宫不只是“中国最大的文化艺术博物馆”，而且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具备艺术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宫廷博物馆等特色，且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原则的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宝库。这是一个全新的学术理念，将故宫的研究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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