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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与智慧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历代金

来源:沈阳故宫 时间:2023/3/27

佛教造像因信仰而产生,透过与佛典相应的图像特征,并结合时代流行的信仰内容,以传达宗教的精神内涵。信徒们发心造像以积德祈福;修行者观想造像以得定慧;而法会中则以庄严的造像,凝聚对佛法世界的向往。

单尊造像中,常见有佛、弟子、菩萨、护法神等。佛是信仰的中心,代表觉悟者。弟子随侍佛侧,以僧侣为造型,亲炙教诲,佛灭度后,传递佛法。菩萨则以太子形象为造型,虽具佛智,但为济度众生故,不忍入涅槃成佛。而护法神以忿怒相、镇慑内外魔,以上诸像与代表涅槃的塔,共同建构出佛教信仰的基本样貌。

佛教造像除传达宗教信仰外,文物本身同时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北魏的朴实稚拙,唐代的饱满生动和宋代以后的亲切平易,一方面展现不同时代的工艺水准,一方面说明造像主导者的美感诉求。因此,欣赏佛教造像,不仅能体验其宗教的善,同时更能透过雕塑艺术,感受其普世之美。

北朝皇帝好佛,以佛教作为统治国家的手段,同时积极参与营寺造像等宗教活动,在帝室的影响下,贵族豪门、民间百姓无不竞相营造,广建功德,佛教艺术遂成为时代艺术精华之所在。

北朝佛教以法华经、维摩诘经和涅槃经为主,造像多为释迦、弥勒及观音,造像风格从北魏早期的雄壮,中期渐趋清秀,晚期的繁复,到东魏北齐的沈静,不仅反映当时的工艺水平,同时传达了当时的宗教气氛。

北魏 太和元年铭青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

高40.3公分

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双层台座之上,右手作无畏印,左手握衣角,身着袒右肩式僧祇支,外披大衣,双肩衣纹如火焰般外扬,面部神情庄严,气势雄伟。背光内圈的四佛和头光中的三佛共同形成七佛,背光外圈U形火焰纹熊熊围绕,和主尊气势相映,益增雄浑气势,体积虽小,和北魏帝室(年左右)营造的云罔第二十窟主尊风格相近,是北魏太和时期金铜造像的新样式。尊像和台座合铸而成,背光另铸。青铜胎质致密,镀金厚且与胎连接紧密,金色黄带赤,作工精良。双层台座,上层为须弥座,仰覆莲瓣,台侧饰以唐草文,座前两立雕狮子,回首转身,姿态威武。下层方形座,开波浪状门,两侧均雕供养人,上排唐草文连环成排,台座雕刻精致。背光后面布局错落有序,雕刻精巧,共分三层。上层中央一塔,释迦和多宝佛并坐其间,塔外左右两侧文殊持如意与手握麈尾的维摩相对而谈,表现《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的场面。中层中央为释迦牟尼佛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两侧各两比丘跪坐、菩萨胁侍。下层中央诞生佛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左侧摩耶夫人攀树而立,太子自右胁诞生,右侧龙王浴佛,帝释天和梵天跪坐两旁。下层最外侧两长方形榜题,现字迹已不清。背光不仅内容丰富,且构图安排秩序井然,场景紧凑,无疑是五世纪的精品。台座背面铭文︰太和元年九月十日安╱熹县堤阳□□╱愿己身为□□╱母造释加╱闻佛,又╱为居家眷属╱大小现世安隐,亡者生天╱宣语诸佛,所愿如╱是,故记之耳。(按:安熹县在今河北省定县附近)本尊造像保存完整,台座背光均存,雕刻精湛,纪年清晰,内容深刻,兼具艺术性、历史性与宗教性,是世界上现存重要的金铜佛教造像。

盛唐青銅鎏金佛坐像

隋唐佛教造像艺术

隋唐帝王大多支持佛教,随着国力雄厚疆域扩张,与天竺接触频繁,唐僧西行求法,天竺僧侣东来,带来大批经典,为佛教注入新生命。又由于高僧辈出,佛教界不断思索真正适合中国的宗教,发展出各大宗派,在与中国固有思想融合下,使佛教彻底中国化。

隋唐佛教鼎盛,佛教艺术达于颠峰,印度传入的造像稿本,丰富了造像题材,天竺所重视的立体感和审美意识巧妙的融入中国造像特有的流利线条中,在写实精神的主导下,饱满圆浑的人体、描绘细致的衣饰和柔软自在的动态表现,不仅充分掌握艺术的形式,同时传达作品的内在性格,将庄严的神性,和谐地溶入人间性格之中。

盛唐青銅鎏金觀音菩薩立像

宋、辽及云南大理国的佛教造像艺术

五代以来士大夫阶级兴起,取代贵族成为推动宗教与文化的主力,佛经故事成为民间说唱的话本,寺院俗讲的内容加入历史故事,佛教完全融入庶民的生活之中,佛教中国化更为彻底。因此宋代造像风格趋于平易近人,也由于绘画成为艺术主流,雕刻中常被寓以绘画的意趣。

辽代王室信佛者众,贵族及民间盛行刻经、念佛、建寺和造像等佛事。辽代早期造像承绪唐代余风,十一世纪发展出自我的风格,神情端严,不苟言笑,上身挺直,肌肉雄健,表现契丹民族特有的雄强风格。

大理國 青銅鎏金觀音菩薩立像

大理国帝室崇佛,廿二位国主中有九位出家,开科取士,悉取僧道,并以僧道为官,上行下效,佛法昌隆。佛教宗派以密教为主,受到中原内地很大的影响,并吸收道教神祗和当地的本主崇拜,内容庞杂浅俗。观音信仰特别盛行,观音图像众多,和毗邻的东南亚亦往来频繁,造像风格多变,形成富地方性色彩的宗教艺术。

明 青銅鎏金觀音菩薩半跏像

明清佛教造像艺术

明清两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佛教的传布己无需仰赖皇家贵族的扶植,佛教教徒致力于经典的校刻和流通,使佛教思想的流布益广,虽然明清时期在佛教教义和理论上没有太大的创新与突破,但是佛教基本教义早已透过法会等活动,深植民心,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明崇禎四年銘青銅鎏金佛塔

明清造像多为了延命、祈子、招财、进宝现实的利益,因此多崇拜世俗色彩浓厚的各种观音、地藏和大肚弥勒等。造像风格趋于规律化,姿态僵硬,着重外在的装饰,造形和神态与世俗人无异,缺少宗教作品神圣的特性。明清宫廷并有藏式佛像的制造,虽然遵循西藏造像的仪轨和量度,不过精雕细琢,装饰繁琐,往往忽视了作品内在的张力,追求外在的装饰,庶民色彩十分浓厚。

西藏 十五至十六世紀 青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

藏传佛教艺术

七世纪西藏开始接触佛教,八世纪印度的金刚乘取得优势后,西藏各派皆先显后密,以密部为最高最后的阶段,晚期又由于无上瑜伽坦特罗部经典大量翻译,使西藏建立了最完整最忠于梵文原典的金刚乘体系。

藏传佛教在宗教修行上特别重视怛特罗密法,在造像题材上双身像和忿怒像是其所特有,造像风格上受到喀什米尔风格(十四世纪以前)、八至十二世纪中的东印度帕拉风格、尼泊尔艺术、于阗、敦煌等地的影响,十五世纪以后新添了中国风格。整体而言,十四至十八世纪因工匠的独当一面以及译经完整,教理昌明,仪轨完备,是西藏本土特色最鲜明的时期。

图文来源:台北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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