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年）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今高密）人。32岁时才得中进士，时在乾隆十六年（年）。本为殿试状元，但在其父刘统勋的坚持下，乾隆将刘墉改为二甲第一，于乾隆十七年授编修。乾隆二十年刘统勋任陕甘总督期间，因查勘巴里坤哈密驻兵事宜，附和将军永常办理失宜，刘墉亦被牵连革职，拏（ná）交刑部治罪，到十月时，乾隆恩旨释放，复授编修。此后又充任广西乡试正考官、提督安徽学政等职。到乾隆三十一年又因在任太原知府时，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侵蚀库项案中，刘墉疏于职守获罪，发军台效力赎罪，乾隆三十二年恩旨释还，在修书处行走。后出任江苏江宁府知府、陕西按察使等职。乾隆三十八年刘墉丁父忧，乾隆四十一年服阕赴京。乾隆因追念刘统勋“宣力年久，且察墉器识可用”，遂诏授刘墉内阁学士，在南书房行走，充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接办编纂《西域图志》《日下旧闻考》等书。此后又历任直隶总督、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等职，于嘉庆二年（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嘉庆九年十二月刘墉卒，嘉庆帝感念刘统勋的卓越贡献，才将刘墉加恩晋赠太子太保，并入祀贤良祠，谥“文清”。
图1，刘墉像
从刘墉的仕途经历来看，可谓一路坎坷，前后两次获罪。尤其是第二次，已被议处“拟斩监候”，几欲受死，而乾隆格外开恩，将其从宽处置。无疑，乾隆给了刘墉莫大的恩惠，但这种恩惠是建立在乾隆感念刘统勋卓越功绩的基础上。
刘统勋为人持正，缜密通敏，有决疑定计之大能。在政治上素不阿附，廉洁无私，又敢于直言进谏，是乾隆的亲信辅弼。刘统勋病故时，乾隆大恸，称“朕失一股肱矣”，并有谕曰“实为国家得力大臣”，即便在7年之后仍念念不忘，乾隆“怀旧诗”对其有“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之语，足见乾隆对刘统勋眷赏之高，追思之切。
所谓“爱屋及乌”，正是因为乾隆极倚重刘统勋，更是对刘墉能够继承其父遗风，尽心为朝廷效力寄予了厚望。在乾隆二十一年刘墉提督安徽学政期间，乾隆《赐安徽学政刘墉》诗云“家声勉承继，莫负奖期深”。乾隆四十二年，刘墉提督江苏学政时，乾隆再次赠诗，有“勗（xù）□莫孤望，尔父国之桢”之句。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对于刘墉的殷切勉励之情。
刘墉确实也不负乾隆的期望，秉持本分，清廉为政，做一些为国担忧、替民解困的实事。如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御史祝德麟劾司业黄寿龄受赂一折内，称“国子监考试惟刘墉、邹炳泰二人清介素着，诸生不敢向其馈送营求”，从中可见刘墉清廉之风。乾隆四十七年，刘墉时值南书房，与和珅前往山东历城县查办抚臣国泰与其他官员侵吞库银一案，在审办过程中，刘墉于细微中查验出线索，最终将涉案人员一一按律惩办，以秉政公平、明察秋毫赢得了民众的称赞，谓之“刘公案”，口耳相传，延唱至今。诚如吴德旋所言：“听断明审，人以比包龙图。”
图2刘墉《小楷书七言诗》册
17.8×13.3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刘墉在书法上卓有成就，尤擅行、楷。关于其书法渊源的记载甚多，《松轩随笔》谓：“刘文清书，初从松雪（赵孟）入，中年后乃自成一家，貌丰骨劲，味厚神藏，不受古人牢笼，超然独出。”《清稗类钞》曰：“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绚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此外，还有言其“得钟太傅、颜鲁公神髓”“实从松雪入手，以后则专精阁帖，尤得力于钟太傅尚书宣示，故雄深雅健，冠冕一代”等等。
刘墉《小楷书七言诗》册（图2），此册书录七言诗数首，款署“丙辰秋有九月重阳二日，书于久安室，东武石庵”。刘墉时年78岁。此册书法朴实沉厚，结体圆整，承魏晋遗意，隐有北碑韵味，在圆润遒劲的风格中，融入了方硬刚健的笔力，是刘墉晚年小楷代表作。
图3刘墉《书弘历平定台湾告成文庙碑》册
21×26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可以说刘墉的书法泛学诸家，汲取前人用笔精髓，不求形迹之逼真，“入乎古人而出乎古人”。他的书法融合了赵孟的圆润、董其昌的生拙、苏轼的丰肥、颜真卿的浑厚，外似丰圆软滑，实则内涵刚劲，骨肉兼备，脉络分明。尤其是他喜用狼毫硬笔在蜡笺书写，风貌更为饱满而不露筋骨，墨色浓重沉郁，独具面目，成为一代名手。
由于刘墉喜用油烟墨，这种墨乌黑浓郁，光泽亮丽，加之他的字体本就外貌丰腴，故而有“墨猪”之诮。因他官居体仁阁大学士，被称为“浓墨宰相”。刘墉《行书送蔡明远叙》轴（图4），此轴节临唐代颜真卿《与蔡明远帖》，款署“乙未冬日临，石庵居士”。刘墉时年57岁。此轴书法运笔圆劲，古朴飘逸，方圆兼备，苍润相间。正如《松轩随笔》所言“（刘墉）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是刘墉壮年时期书法的典型面貌。
图4刘墉《行书送蔡明远叙》立轴
76×45.4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刘墉的奉敕作品亦有其独到之处。如他的《书弘历平定台湾告成文庙碑》册（图3）、《书弘历大士像赞》册等，笔法稳健，墨色润泽，结字大小统一，在笔墨上虽有瘦健之貌，但依然具有丰润圆劲的韵味，在沿循馆阁体标准的同时，保留了自身外似丰圆、内则刚健的特点，这在当时馆阁体盛行的宫廷书法中确是不多见的。时人将刘墉与翁方纲、成亲王永瑆、铁保并称“清中期四大书家”，有“翁刘成铁”之谓。而翁方纲能够位列首席，居于刘墉之前，自有刘墉所不及之处。翁方纲书法初学颜真卿，继学欧阳询，隶法《史晨碑》《韩敕碑》诸碑。如他奉敕作《楷书心经册》，稳健沉郁，气韵苍遒，具有碑学书法的厚重、大气之貌。这主要得力于翁方纲崇尚帖学外，还精通金石考据，并能融汇于书法创作。宝镇在《国朝书画家笔录》中称“先生精心汲古，宏览多闻，于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皆能抉摘经审，著有《两汉金石记》……隶仿史晨、韩敕诸碑，尝勾摹旧帖数十本，海内求书碑版者毕归之”，这也能说明翁方纲在帖学、碑学方面造诣全面而深湛。而这正是刘墉力所不及的。
刘墉的书法得力于深厚的帖学积累，康有为赞其“集帖学之成也”。他的书法“不受古人牢笼，超然独出”，巧拙相伴，独具面貌。晚年对北碑虽有所涉猎，但已精力衰弱，不能有所成就，最终只能囿于帖学范围，无法在创新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成为帖学衰落之前最后一抹亮点。
选编自《收藏》杂志年第5期文章，作者北京故博物院清晖
本期《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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