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古籍是辽宁省图书馆较有代表性的藏书之一，无论就其丰富的内容及可观的卷帙，或就其在馆藏古籍中所居的位置和影响，都是颇值得提及的。一
在清代，满文又称清文、国文，其发展与清王朝的盛衰息息相关。明万历二十七年(年)，为适应满族社会文化的需要，清太祖努尔哈赤命大臣额尔德尼与噶盖以蒙文字母为基础，创制了无圈点满文，亦即“老满文”；以此书写文书、日记等，即旧藏沈阳故宫崇谟阁中的无圈点满文老档(现藏辽宁省档案馆)。这种老满文实际上是将蒙文原样照搬，不过用蒙文字母拼写满文而已。因其书写辩认颇有困难，故行世仅三十余年。至天聪六年(年)，清太宗皇太极又命达海改进老满文，在辅音字母旁加圈加点，并增加一些拼写汉语语音的新字母，改创成为有圈点的新满文。同时达海还翻译了《大明会典》《黄石公素书》《六韬》《三略》等汉文书籍，从此满文形体基本确定。太宗时，中央还设立了文馆，至天聪十年(年)，该馆分设三院：内国史院,记注诏令，收藏御制文字，纂修史书等；内秘书院，撰写与外国往来书札，拟制各衙门奏疏及词状、敕谕；内弘文院，掌管御前进讲及制度的颁布等。
清入关以来，内府及民间多用满文书写公文、编撰史书，进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创作。特别是康雍乾嘉四朝，清廷荟萃人力物力，从事纂修、翻译及编订工作，刻印了大量的书籍，故清代史料保存于满文文献中者数量频多。咸同以后,满文的应用逐渐弱化，以致失去了其在行政管理上的重要作用，满文书的刻印也大不如前了。辛亥革命后，满文方渐行废弃。二
辽宁省图书馆所藏满文古籍均系年（原东北图书馆）接收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藏书，其中一部分是原沈阳故宫所藏殿版书（清内府武英殿刻本。康熙十九年即年，内府首设武英殿书局，将武英殿左右廊房设为修书处，掌管刊印装潢书籍之事。至乾隆朝以后，武英殿成为专司校勘、刻印书籍之处）。由于沈阳是清代留都，清初皇宫(盛京宫闕)建在这里，故清入关后，宫廷每刻印一种书至少有一部(多至10部)恭送盛京故宫尊藏。这些书当时与文溯阁《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一同存放故宫文溯阁内。伪满大同元年（年），国立奉天图书馆成立，始得接收了故宫藏书。另一部分是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民国二十三年(年)于北平购入之书，其中除少量殿版书外，大部分是坊刻本（民间以刊印销售书籍为业的作坊店铺刊印的书籍），以乾嘉及道光间刊印之语言文字方面的书籍居多，如《清文启蒙》《清文鉴》《初学必读》《清文典要》《清文指要》等。此外,另有零散的捐赠及接收之书，总计部、余册，近种。
这些满文古籍经史子集门类齐全，内容丰富，涉及哲学、伦理学、宗教、经济、法律、军事、语言文宇、义学、历史、地理、数学、天文等诸多方面，其中有的是国内罕见的孤本及珍品。从版本类别上看，清内府刻书（康熙中期以后称武英殿刻本）就有部、余册，占总部数的41%、总册数的88.42%；从内容分类上看，字书、词书及研究满语语言音韵等方面的书籍计部、余册，占总部数的24%，可谓馆藏满文古籍之两大特色。下仅就刻印较早、流传稀少并有学术价位者略举几例，以飨读者。1.《韵汇合编》四卷（满汉文），佚名编，抄本。此书以汉字检查满文读音，每条目下均先列汉字，汉字下以同音汉字注音，其后另用满文字母注音，最后加缀与汉字同义之满文。2．《注音分韵字汇》五卷(满汉文)，完颜衡桂撰，清末抄本。此书以注音为原则，由音循字，取《音韵阐微》加注满字，并按佩文诗韵韵目区别阴平、阳平、上、去、入各声。除录《音韵阐微》各字外，其通行习用之字未入韵书者亦分别择录。每条目上书满字，下用汉字注音，其后又佐以反切，并取汉字同音者分列于后，少则一二字,多至二十五六字,使其一目了然。以上两种罕见流传，是研究满语音韵及学习满语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3.《同文全书》八卷（满汉文），佚名编，清康熙二十九年朱星若刻本。此书以满汉文对照的形式，将词义联系较密切的词汇于一处，故日《同文全书》。如:“山”字条目,依次为(山、山尖、山岭、山崩、山川”；“雪”字条目，依次为“雪、下雪、不下雪、小雪、大雪”。这样不仅可使读者按类索词，而且还可以通过观察同类词的变化,找出语法上的规律。4.《太祖皇帝大破明师于萨尔浒之战书事文》一卷（满汉合集），高宗弘历撰，清嘉庆间武英殿刻本。此书系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十一年（年）为树“萨尔浒战事碑”所书的碑文，共余字，详细记述了当年在明清兴亡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萨尔浒之战中，清太祖努尔哈赤以6万八旗劲旅击破明朝20万大军围剿之始末，颂扬了清朝奠基人努尔哈赤的战略思想及方针，是研究明清史的珍贵资料。
5．《三国演义》二十四卷（满文），元罗贯中撰，清祁充格译，清顺治七年内府刻本。清初，达海奉命翻译《大明会典》《六韬》《三略》《黄石公素书》为满文，又译《三国演义》未成；祁充格续译，于顺治七年（年）由内府刻印。书卷前有祁充格等人奏疏，系满文古籍中刻印较早者，也是《三国演义》的最早译刻本。此书大版宽行，刻印较精，国内可知者现存两部，另一部现藏国家图书馆，已收入《中国版刻图录》，弥足珍贵。除上述所列几种外，仍有清近亭公稿本《清语对答》、清乾隆三十五年抄本满文《平山冷燕》、清武英殿刻本满文《范忠诚公文集》、清内府写本《钦定清语》、清嘉庆间武英殿刻满汉合集《太宗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文》等，均为较有代表性的满文古籍，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了。三辽宁省图书馆藏满文古籍的整理工作始于建馆初期的年，当时仅是以年国立奉天图书馆编印的《满蒙文图书分类目录》为根据，对馆藏部分满文古籍（主要是清武英殿刻本）进行了粗略的整理鉴定，除少部分提供读者查阅外，其余均不曾与读者见面。年，鉴于学术界对满文资料日益增长的需求，辽宁省图书馆于8月17日特聘请国内著名满语学者——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研究员穆烨骏先生来馆帮助整理审定满文古籍，责成当时在古籍部善本组工作的我做穆先生的助手。经半月的紧张工作，至9月初，这些满文古籍的书名、著者等主要著录项基本审定清楚，由穆先生写出草卡。在此基础上，我对这些满文古籍作了进一步著录，填写基本大卡(注：善本基本卡是辽宁省图书馆的独创，满文书有一部分原已填写基本卡,这次是重新填写。基本卡的主要栏目有:版本、书码、书名、著者、卷册、刊抄年、藏版处、刊抄人、版本格式及行款、纸墨装订、递藏经过、藏书印文、登记号、来源、批校情况、残存卷册、鉴定意见等,类似一部书的鉴定档案)，以备内部存查，并作出书名、排架两套卡片目录，供读者查阅。满文古籍著录与汉文古籍著录不尽相同，特别是书名项和著者项，由于当时尚没有专门的满文古籍著录规则，所以在著录时主要依据古籍善本著录规则，同时参考了三十年代李德启、于道泉二位老先生编校的《满文书籍联合目录》，尽可能地使著录结果趋于准确，并符合满文书本身的某些规律和特点。书名项：满文古籍依其翻译的形式及著作所用文字的不同，于卷端书名前多加“满汉”“满蒙汉”“满汉合璧”“满蒙汉合璧”等冠词。为著录统一,凡书名前有冠词者，概不照录，而均于书名后加注。字典词书类。以满文检查汉文者，加注“满汉”二字；以满文检查蒙文及汉文者，加注“满蒙汉”三字；以汉文检查满文者，加注“汉满”二字；分类字典加注“满文分类”“满汉分类”“满蒙汉分类”等字样。非字典词书的古籍。完全用满文书写者，加注“满文”二字；书中文字系满汉相对者，加注“满汉合璧”四字，系满蒙汉三种文字相对者，加注“满蒙汉合璧”或“满蒙汉三合”五字。一书中满汉两种文字不在同叶中，而以篇章为单位；或上卷为满文，下卷为汉文；或一册为满文，一册为汉文，而内容又相同者，加注“满汉合集”四字，以示区别。著者项：满文书的著者大多满人，译者则全系满人,故明代及明前之著者,于姓名前冠朝代,而清代著译者之朝代省略不写。一书多著者的，择主要著作人二，后加“等”字。翻译之书,除著出原著者外，还应考出译者。如:满文《小学合解》六卷,（宋）朱嘉撰,（明）陈选集注,古巴岱译满。版本项：对于满文古籍版本的鉴定，主要是借鉴了汉文古籍版本鉴定的方法，着重于以下儿个方面:1．根据封面。古籍的封面又称“内封面”，主要题写书名、刊年及藏版处（即出版者）,略近于现代图书之版权页，是鉴定古籍版本的主要根据之一。清乾隆后，北京满文刻书业兴起，书坊很多，较有名的如京都琉璃厂炳蔚堂、文兴堂、圣经博古堂、五云堂；京都隆福寺三槐堂、聚珍堂；京都文渊堂、文英堂、文盛堂、永槐堂等，均经刻满文书，其所刻书大都有封面。如:《清文典要》封面题“光绪四年新刊清文典要文渊堂藏版”。又如:《三字经注解》封面题“道光十二年新镌满蒙汉合璧三字经注解板藏京都隆福寺胡同三槐堂书坊”。应当说，多数情况下封面是可靠的；但仍有后人翻刻时按原书封面如样翻刻，或重刻正文，封面沿用原版的情况。《清文启蒙》就有三槐堂刻本，又有三槐堂重刻本，而封面完全相同，这种情况是应予以注意的。2．根据序跋。序跋多用来叙述该书的内容、编著宗旨及校刊经过，作序时间一般都是在刻书之前或书刻成之前，所以说不仅作序时间可以做为鉴定版本的参考,序跋的内容（有些直接谈到刻书）更是不可忽视的。殿版书很多都是奉敕纂修或编译的，因此除序跋外，尚有纂修官的奏疏及衔名。很多奏疏都叙述纂修经过及刻书事宜，所以殿版书的刻版时间（如书中未涉及刻书）一般取最晚一次序跋或奏疏时间。当然，和封面一样，序跋也不排除翻刻的可能（多限于坊刻本和私人刻书），这就需要结合其他方面的情况进行深度鉴定。3．根据避讳字。封建社会凡文字上遇与当朝皇帝名字相同者，均要避讳，不得直写，此例由来已久。因此根据避讳字鉴定版本，仅限于满汉合璧或满蒙汉三合之书。清入关后，皇帝的名字才使用汉字，清代皇帝的名字除福临（顺治帝）外，均须避讳，书写时缺末笔(亦有以同音或同意字代替的)。如清抄本《注音分韵字汇》，书中没有抄写年代及其他版本依据，但避讳字颇多，从康熙皇帝的“玄烨”直至同治帝的“载淳”，都缺末笔。仅此一点足可断定此书抄写年代不早于同治年间，据此著其为清末抄本。4．参考满文书目。有些满文古籍无序跋、封面及其他鉴定依据，则可求助于满文书目。当时常用的满文书目有民国二十二年（年）李德启、于道泉编校的《满文书籍联合目录》，收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满文书种，后附索引七种，是国内最早的一部满文联合书目。年北图（今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及故宫明清档案部合编的《北京地区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收录北京地区13个单位的满文图书种，较前者又为丰富。年富丽编辑的《世界满文文献目录》，除收录北京地区13个单位的满文文献外，还增收了辽宁省和台湾地区的部分藏书，共得文献种、碑刻拓片件，是当时收录满文文献最多的书目。这些书目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是满文古籍著录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书。5.同种书查重。除参考以上几个方面著录外，还尽可能做到同种书的查重，通过版本比较，去伪存真，使鉴定更趋于准确。如《清文典要》，有乾隆三年秋芳堂原刻本，又有光绪四年文渊堂刻本。而馆藏一部系光绪四年文渊堂刻本，另一部原据封面所题“乾隆戊午（三年）新刻清文典要”定为乾隆三年刻本,经核对方知二书同是光绪四年文渊堂刻本，书中封面实属伪造所至。又《御制增订清文鉴》，原均据序及奏疏著为乾隆三十六年武英殿刻本。经核对，知有翻刻原刻之别。其不同处,翻刻本较原刻卷前多满文“康熙四十七年六月二日清文鉴序”及《御制增订清文鉴续入新语》一卷。原刻本每叶右栏版心下刻卷数，翻刻本无。此外,版框、字体都略有差异。这些不同之处仅就某一部书本身的特征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对有些书在鉴定时集中查重是非常必要的。总之，满文古籍尽管与汉文古籍存在某些不同之处，但只要掌握了鉴定版本的一些基本方法，一般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满文古籍是我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也是研究我国近代史的重要历史文献。问世以来，经历了漫长岁月，坎坷中尽管大部分幸存完好，但仍有相当数量于厄运中损毁亡佚。因此，抢救、整理、保护、利用这些古籍愈来愈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作者简介：康尔平，辽宁省文化厅原副巡视员，——年曾在辽宁省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此文于年发表于《新疆图书馆》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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